增强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的科学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相继涌现，并且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其中某些消极社会思潮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共识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正确分析和应对社会思潮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探讨进一步增强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的科学路径，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非常紧迫。

　　一、现状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社会思潮，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在社会领域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明显作用和深刻影响的思想倾向及思想潮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改革开放的纵深挺进、民主政治的日趋浓厚、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激荡，它们以不同方式和渠道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四性”：

　　（一） 复杂多样性

　　任何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指引当代中国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奋力前行。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开放的窗户越打越开、民主的气氛越来越浓、国际交流合作的渠道越拓越宽，国内民众在宽松文化背景下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及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也越发自由化和多元化。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扩张、思想渗透和文化殖民，引发中国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风波涌起，复杂性和多样化更加凸显。从总体上看，虽然国内社会思潮既涉及社会、经济、民主、政治、哲学等领域，也与文化、历史、伦理、宗教、生态等内容密切相关，但由于理论主张、形成原因、目标指向、社会反响的巨大差异，大致可分为主流社会思潮、非主流社会思潮及反主流社会思潮三种类型。①

　　毫无疑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等为代表的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构筑着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指引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以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激进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为代表的是非主流或反主流社会思潮。对主流社会思潮我们理所当然要坚持和弘扬，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对那些林林总总的非主流或反主流社会思潮，我们也需要辩证分析和客观看待：非主流社会思潮中有些体现或包含了些许人类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活跃人们的思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模糊了人们的是非标准，降低了人们的道德境界，淡化了人们的社会责任，对改革发展稳定产生了较大的干扰和障碍，我们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至于反主流社会思潮，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让我们的社会“向右转”，进而落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窠臼，当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毫不妥协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二）现实针对性

　　当前社会思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非常关注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主张或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既包含着主流社会思潮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合理内核，也是非主流和反主流社会思潮影响人们思维观念的代入形式和切入点。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利益陆续成为社会民众最主要、最关注、最重视的社会问题，而正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现实针对性日益增强，与公众利益的关联度日益密切，并以自身不同的风格和思路，试图从不同视角探讨现实问题的成因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仅逐渐增加对社会热点、难点、焦点等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逐步上升到对制度层面、体制机制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已经从沙龙和“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并且更深地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当代社会思潮大都力争将自己政治观点和理论主张影响各级政府决策，而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②，从而导致社会思潮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度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加深和扩大。而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过程中，非主流和反主流社会思潮同样打着注重现实、关注民生的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活动，它们往往借所谓“民主”、“法治”、“人权”的名义兜售其“西化”、“分化”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这种外表和假象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极有可能让一部分意志薄弱、神志不清和头脑简单的人受骗上当。

　　（三）诉求政治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分配原则以及人们的活动方式日益多元化。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政治价值和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趋势愈益凸显，对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人们会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也希望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以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民主企望和民主权利。这样一种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和政治参与行为，也为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参与和渗透社会生活的有效载体和宽广途径。对社会思潮的政治诉求我们既不能一味地“照单全收”，也不能简单地加以排斥，而是要在充分听取、辩证分析、科学判断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扬弃。凡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要积极采纳、认真实施，将这种来自社会各界和各个领域的多元政治资源凝聚成共同的政治合力，最大程度地确保人们平等愿望的表达和平等权利的实现。同时，对那些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特别是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的错误思潮，也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让其扰乱了我们的阵脚。

　　（四）传播多样性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高科技信息通讯工具与传统媒质、媒介并存并逐渐普及和广泛运用，使得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争论比以往更加激烈和通畅，它们在互联网、电视媒体、手机等新兴媒体大打宣传战、争夺话语权。各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常常采取新老媒介共用的方式，通过报告讲演、著书立说、开办网站、手机短信、微信微博、设立论坛、电视辩论等各种机会和方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其所代表的社会思潮，不遗余力地介入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力图让自己的政治观点左右民众的思想意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理论“新宠”，进而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舆论导向。

　　二、基本判断：当前社会思潮对党外代表人士的负面影响

　　党外代表人士是中共以外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界人士，他们的阶层结构具有复杂性、思想信仰具有多元性、身份地位具有流变性、政治诉求具有现实性，因此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极易受到非主流和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影响，并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冲击政治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括党外代表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共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毋庸讳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全球化的深刻发展，各种非主流和反主流思潮对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党长期重视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他们的综合素质逐步提升，政治共识不断增强，而且这一群体中不断聚集了相当多高学历、高科技、高层次的“三高”人员，“精英化”特征和趋势日益凸显。我们对党外代表人士“万水朝东”的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围绕党外代表人士的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现在有些党外代表人士在充满诱惑的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平等”、 “博爱”等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面前眩晕了头脑、迷失了方向，欣赏以至于盲目接受西方的政治主张和“普世价值”，对我党长期坚持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了异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怀疑，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已经或极有可能误入歧途。

　　（二）动摇理想信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更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但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和反复叠加，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理想信念缺失、公平正义遇到挑战等改革发展中的“副产品”集中显现甚至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迷茫。有的党外代表人士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改革中出现的阵痛，放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的某些失误，甚至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思维的混乱和眼光的迷离造成了一少部分“社会精英”是非观念的混淆，削弱了它们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认同，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人云亦云地鼓吹走“第三条道路”，试图用这种早就被实践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模式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早在十几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八九政治风波”的实质就是有人要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国”，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我们对现阶段这种在道路和制度问题上的沉渣泛起绝不可放任自流、掉以轻心。

　　（三）破坏道德风尚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经过五千年的实践积累和理论提炼，已经在党的十八大作了全面准确的概括。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却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外代表人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践行又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中国青年报》上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印证了这一现象,“有人花钱买智育,有人花钱买美育,有人花钱买体育,就是没人花钱买德育”。有些党外人士因此理想信念淡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甚至出现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有些党外人士不能正确认识、评价自我，自我感觉良好，自我价值至上，却又忽视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承担的责任。有些党外代表人士自觉不自觉地丢掉了光荣传统，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参政议政的动机实用化，少数人甚至把加入党派作为搞关系、捞名声的途径，想方设法让自己“名利双收”。这种核心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敏锐警觉和高度重视。

　　三、理性反思：我国传统政治共识教育的单一和缺失

　　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但是，应当反思的是，我们在重视当前社会思潮对党外代表人士负面影响时，更多的是用传统的手段和方法来抵御侵蚀，而对传统政治共识教育的单一和缺失缺乏理性分析和系统改进，因而效果欠佳，甚至事倍功半。

　　（一）教育主体单一

　　长期以来，各级党委组织、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主义学院等在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中往往各自为阵，各行其是，自身角色定位模糊，联合调训机制和共同培养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诸多因素的叠加导致党外代表人士在增强政治共识的过程中教育主体和实现路径单一，没有形成系统合力，主体力量的分散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政治共识教育的效果。

　　（二）教育方法单一

　　以往的政治共识教育总是把党外人士作为教育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的主体，习惯于把政治教材进行机械简单的灌输，即使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时，也大都只是根据教育者的主观判断、个人认知来进行相关的阐释。这种逻辑显然是强调把外在理论灌输给个体，让他们按照教育内容来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强化政治共识的目的。殊不知正是这种传统教育方法过多地注重灌输，甚少考虑接受者的理解水平与实际情感，缺少教学双方的交流和互动，因而虽然“传道、授业”却并没有真正“解惑”，而且这种方法很容易引起受众者的反感，甚至会产生或明或暗的抵触情绪，最终导致政治共识教育效果不理想甚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③。

　　（三）教育目标单一

　　所谓教育目标单一，就是我们过去在加强政治共识教育中没有针对不同对象和不同层级设定总分结合的教育目标，而是将党外代表人士中的“六支队伍”作为整体制定统一的教育目标。这种整体目标看起来简单明了，却没有贯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原则，没有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把结构复杂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简单化、概念化了，这种“千人一面”、“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共识教育的具体实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政治共识教育的实际效果。

　　四、未来思考：创新政治共识教育的科学路径

　　党外代表人士联系着社会各行各业人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是“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关系”，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确实不能低估。面对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想高地如果当代马克思主义主流社会思潮不去占领，其他的“主义”就要去占领。列宁在《怎么办？》中曾经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④。因此，面对各种非主流和反主流的社会思潮，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来科学引导，进一步创新增强政治共识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共识，引领他们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大潮中不管风吹浪打，依然“万水朝东”。

　　（一）增强政治共识应从“单兵作战”转为“协同配合”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强化政治共识，事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基，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调配合与共同努力。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体系和联合调训机制，科学制定规划，坚持齐抓共管，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增强合力。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把政治共识教育作为统一战线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的重点内容，不断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力宣传党外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典型事例，大力弘扬优良传统，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培养一大批新时期与我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要引导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参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增强政治共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智力密集优势，聚焦重大课题开展联合调研攻关，多谋发展之策、多建振兴之言、多谋民生之利、多行务实之举，在挖掘资源优势中突出特色，在创新发展思路中提升水平。要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增强政治共识，通过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引导党外代表人士继续加强党派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习，弘扬爱国、民主、团结、科学的优良传统，从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强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二）增强政治共识应从“单向引导”转为“双向互动”

　　政治共识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共识教育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传统政治教育片面强调单向引导作用，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要将政治共识不仅外化于形，而且内化于心，仅靠单向引导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双向互动和反馈，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同频共振”，才能真正化解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坚定党外代表人士的理想信念。政治共识教育要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引导的教育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如专题辅导、课堂发言、小组讨论、座谈交流、社会调查、实践教学、学员讲坛、论文心得等形式，让党外代表人士将自己对政治共识的认识和理解表达出来，把自己受各种社会思潮影响的困惑与疑问释放出来，从而使我们的教育引导能够与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症下药”、“量体裁衣“，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思辨性，让党外代表人士真正在“自主、自立、自为”的基础上提高思想认识、分清是非良莠、强化政治共识。

　　（三）增强政治共识应从“整体实施”转为“分层突破”。

　　党外代表人士内部结构复杂，行业、职业差异很大，思想素质、文化水平、工作阅历、认知能力参差不齐，政治共识教育如果用一个“版本”去“教育”所有的人，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

　　我们需要根据政治理论教育目标和党外代表人士个体差异来确定具体的教育内容 ，实行“分层突破”：一方面要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和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等对象分门别类确定教育目标，同时还要对各种读书班、研讨班、培训班等进行分层设计，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思想实际确定具体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向，有针对性地就他们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教育和引导，让不同群体都能在自身的“高度”上认识和理解政治共识内涵。另一方面，鉴于党外代表人士已有的思想认识，对从外面灌输容易产生的逆反心理，要认真贯彻“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在实施政治共识教育过程中注重联系实际和双向互动，使教育过程更贴近实际、贴近学员，更入脑、入心、更容易引起共鸣。要善于结合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归纳，有根有据地释疑解惑，在讨论交流中拉近双方的距离，努力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讨论，在平等讨论中辨明是非，在明辨是非中提高认识，在提高认识中坚定共识。

　　①朱士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与引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②[美]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④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页。